论孔子的礼乐思想及其对素质教育的启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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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其内容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诸方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其内容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诸方面，是孔子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八佾》篇集中论述了“礼”和“乐”，包括“礼”之形成背景、“礼”之来源、“礼”之本质和“礼”之功用以及“乐”之演奏和“乐”之本质内容。由此作为本文的切入点，在讨论孔子礼乐思想的内涵和本质特点的基础上，汲取其中有价值的观点以期得出对现代素质教育有借鉴意义的方法论。 一、孔子礼乐思想形成概述 1.礼乐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分析 孔子的礼乐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此时,周王室在政治上的统治已经日渐式微，权力旁落，各地诸侯争战不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动荡的政治环境却给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各诸侯国为了适应社会变革，开始不断寻求更加先进的封建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革新促使生产工具的改进，农耕效率不断提高，经济水平相对有一定的提高和进步。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推动下，文化发展更加兴盛，思想文化活跃，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游说之士。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招揽贤能之士，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等。直至战国时期，“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思想上、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2]他们开始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观点，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诸侯国的兼并战争中，周天子的地位受到了极大威胁，整个社会处于急剧动荡混战之中，“礼崩乐坏”的时代已然到来。《八佾》篇第一章，“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3]鲁国的正卿大夫季氏在自家庭院中奏乐舞蹈使用了周天子的八佾，这在孔子看来是目无天子的表现。孔子愤怒到极致，一改平常温文尔雅的态度说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篇第二章，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3]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大夫孟孙、叔孙和季孙在祭祀祖先完毕时，也用天子的礼，唱着《雍》诗来撤除祭品，可见是明知故犯而僭礼。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诸侯国在政治和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基础上开始觊觎周天子的宝座以求称霸天下。礼乐制度已经成为阻碍各诸侯国发展的一道屏障，此时的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周礼也必将被打破和废除。《八佾》篇第六章，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3]《八佾》篇第十章，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3]《八佾》篇第十一章，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3]这都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具体表现，它在展示一个混乱社会局面的同时，也预示着一场新的思想革命的到来。 2.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状态对孔子礼乐思想的启示 “面对着这个‘礼崩乐坏’的社会，诸子百家对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理解，并提出了自己‘救世’的药方”。[4]孔子对周礼及周代所创立的盛世十分偏爱，《八佾》篇第十四章，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由此可见，孔子是赞成周朝礼乐制度的，并认为夏商两代的文化有原始巫术性质。到了周代，“礼”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和要求，改变了原有的功能，使其成为社会的规范与制度。《八佾》篇第九章，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3]孔子对夏商之礼都“能言之”，由于文献不足的缘故，只能选择放弃。《论语·为政》篇第二十三章，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损”与“益”的辩证观正是孔子批判继承夏商两代思想的明证。“孔子看到了周朝的社会现实,看到礼乐文化作为治国方略的巨大社会效益与社会有序的必要性,而社会有序又是社会长治久安、国富民强的前提。无怪乎孔子说‘周公其盛矣乎!’,‘吾从周’。”[5]在对三代文化进行差异化认识之后，“吾从周”是孔子的必然选择。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也提出类似观点，“作为早期宗法制的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从原始文化中延续而来。‘周礼’就具有这种特征。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变而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6]孔子对“礼”的认识是在“周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继承性。 二、孔子对“礼”和“乐”的具体阐释构成其礼乐思想的精华 1.“礼”之本与“礼”之用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祀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从文字学角度对其也进行了阐述，《释礼》称：“此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豊，行礼之器’，其说古矣。”从中均可以看出礼与祭祀、仪式有密切关系。《八佾》篇第四章，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3]孔子认为，礼仪与其奢靡，不如简约；丧葬与其周全，不如真诚地哀伤。由此可见，礼与祭祀密切相关，并在祭祀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而礼的本质就是真诚。 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多次谈到“礼”在治国、律己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八佾》篇第五章，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3]孔子认为，落后的蛮夷部族虽有君王，却还比不上有礼而没有君主的华夏民族。《八佾》篇第十二章，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3]祭祀必须要真诚，否则不如不参加祭祀活动。在《八佾》篇第十九章中，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足见孔子对“礼”的尊重。孔子从礼制的角度出发，更加注重君主要礼遇臣子，对于建立和谐的君臣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这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上下级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仍然有很大的启发性。《管子·心术》中对“礼”也作了阐释，“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7]突出了“礼”的社会功能性。礼在维护和规范社会秩序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孔子推崇礼制的目的。但是，“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维护的是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这难免就会因对立而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乐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8] 2.“乐”之本与“乐”之用 据《礼记·仲尼燕居》记载：“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9]一个国家在“制礼”的同时还必须“作乐”，进行乐舞，可见礼与乐的关系密切。同时也说明古人不仅重视“乐”，更看中其教化功能。在孔子诞生前，中国的乐舞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尤其是周代，集前代乐舞之精华，制有云门、大咸、大韶等多种乐舞。《八佾》篇第二十三章，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3]孔子与鲁国乐师谈论音乐之道时认为，演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给人以审美享受，可以用音乐表现人格与性灵。《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曾“击罄于卫”、“取瑟而歌”；曾“访乐于苌弘”、“学鼓琴于师襄子”的故事，“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足见孔子对音乐的感染力、表现力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孔子本人重视诗教、礼教和乐教，认为音乐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以音乐作为学习的终结，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观点。但孔子并不限于论乐问题，而是由此论及人的情感体验和内心之乐的问题。 关于乐的本质问题，孔子在《八佾》篇第三章论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孔子认为，没有仁爱之心的人，礼仪和音乐对其都不起任何作用。可见“仁”是孔子礼乐思想的核心所在。“礼”和“乐”只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孔子对于“乐”的欣赏，是从“仁”的基础出发的。一旦“乐舞”有违于礼、背离于仁时，便会成为孔子心目中丑陋的东西。例如，当孔子知道季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怒不可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种以“仁”作为自己评判立场的观念构成了孔子礼乐思想的核心。而对于既符合艺术标准，又无违于仁的《韶》乐，孔子赞其“尽善尽美”，因为舜的天子之位是由尧禅让而来的，符合原始礼制；而同样艺术成就很高，但显露杀伐之气的《武》乐，孔子则认为“尽美矣，未尽善也”。因为周武王登上天子之位是通过暴力战争取得的，故在孔子眼中是“不尽善的”。 由此可见，孔子创建的儒家音乐理论体系，充分肯定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孔子的乐论中，“乐以象政”、“审乐知政”，所以礼乐的好坏直接决定国家兴亡，只有礼乐相合，才能规范人的行为，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音乐不仅是单纯的艺术形式还是寄予着政治伦理内容的形式。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批评标准上，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之美，则放在第二位。这种以“善”、“和”为中心的音乐审美理论，把音乐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穷极人生的途径，对我国的音乐发展和素质教育有着极深远的影响。 三、孔子礼乐思想对现代素质教育的启发 1.素质教育将关注个人存在与提升人格修养并重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素质教育成为了一个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教育理念。孔子的礼乐思想及孔子学思并进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素质教育的开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和启发性。 首先，借鉴孔子礼乐思想中对个人存在的关注精神以音乐建构完美人格。在孔子看来，音乐对于个人的人格建构很重要，他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集中地表述。“礼”和“乐”都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最终通过“仁”内在的变化实现人格精神的建构。据《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9]孔子认为，通过“乐”的学习修身养心，提高自身境界。“乐教从狭义上讲是文艺、音乐、舞蹈的教育，是审美的教育，孔子把乐融入到教学之中，用乐来丰富人们的生活。”[10]但是，很明显在现代学校教育中对音乐的重视是不够的，由于资金短缺、设备不足及错误指导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尤其是教育管理体制的薄弱，“政府整体统筹不力、教育拨款制度不合理、学校人事管理制度落后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11]在中小学素质教育中尤其是音乐教育流于形式，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导致中小学生整体素质下滑。因此，我们应当把音乐教育放在当前素质教育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对于陶冶学生情操、提升学生素质和净化学生心灵的重要作用。 其次，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道德修养标准开展素质教育。孔子认为，快乐不是没有节制，悲伤也不能过度悲伤，这正是中和之美的表现，一切情感把握都恰到好处。可见，孔子对人生命的尊重与爱护，他期望人的生活与感情都是健康、正常的，反对沉溺哀乐、毁伤生命。随着学生成长和学龄变化，学生也面临各种压力和情绪心理变化，中和情绪的方式“发乎情，止乎礼”可以有效地舒缓紧张压抑的情绪。在现代素质教育中，不仅教授学生基础知识，还要教授学生新思维的方式，让学生学会在迅速变化的世界合理定位自己，不至于在社会变迁中手足无措，能够担负自己的责任并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在这方面，孔子的礼乐思想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我们尊重社会的“礼”，学习生活中的“乐”，以“仁”、“善”之心对待万事万物，丰富自身的人格精神，提升道德修养。 2.以“和而不同”的教育理念提升审美能力与人格魅力 孔子礼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的思想是在“礼”与“仁”的辩证关系中衍变来的。“仁”强调的是个体的内在修养，“礼”是约束个体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两者必须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和”的目标，共同服务于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在孔子看来，整个社会呈现出既有等级严明、亲疏有别的社会体貌，又能建立个体和谐共存的生存模式。“和”的理念充斥在孔子很多著作和言论中。《论语·子路》第二十三章中，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种“和”就是在真善美主导下的“和”，不是一味的盲目跟从，可见孔子“和”的思想还是建立在个体有较高道德修养水平基础之上，有“仁”的内在品质与道德修为。 “和而不同”的理念运用于当下的素质教育有很大的启发性。首先是“和”理念的广泛教育性意义。在《孔子家语·辨乐》中，孔子提出“中声以为节”[12]的观点，音乐形式美之所在就是“和”。在《八佾》篇中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观点，既是对音乐中情感把握的明确规定——情感必须适度“中和”，也是对为人处世之道的经典概括，这种“中庸之道”是符合孔子礼乐思想精髓的。现代素质教育就是要提倡教育的多角度、多样化、多元化，但是教育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教育范畴和教育理念，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实施具体的教育方案，才能实现多样化、多元化的教育理想。其次是充分认识“和而不同”的思想在素质教育领域的实践性。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学生在学习和性格上都呈现出多样化的个性特点，这对于我们进行素质教育改革和实践提出了巨大的考验。传统的一刀切的方式显然不适用于当下多元化的素质教育内容。我们必须重视和培养学生的创新力和“生产力”，以“和而不同”的思想贯穿于现代教育理念中，做到“因材施教”，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开展教学计划，让学生自主投身于素质教育学习中，有所思、有所得。 综括全文，孔子礼乐思想博大精深，以“礼”和“乐”作为表现形式，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思想体系构筑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内涵。从“仁”与“礼”辩证关系中衍变出“和”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观和“中庸”的处世观。孔子的礼乐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其思想覆盖了文化、道德、教育、审美性等多个方面，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力量，尤其是孔子的教育观对内要求提升个人的素质修养，对外要求遵守社会规范与准则，对我们当下的素质教育的施行有着很大的启发性。

文章来源：《西部素质教育》 网址: http://www.xbszjy.cn/qikandaodu/2021/0128/6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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